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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石齐平 (推荐: 一读者) 万维读者网 2004年08月09日  http://www.clibrary.com 新加坡总理吴作栋7月中旬宣布，现任副总理李显龙将于8月12日接任新加坡总理一职。 所有人，包括新加坡人，对这样的宣布都不意外。 李显龙是新加坡前总理现为资政的李光耀的长子。在英国剑桥大学接受教育，回国后，一开始，先在新加坡军中任职，升到高职后，转入行政部门，历任贸工、国防、财政、金融等不同领域的首长，1990年被任命为副总理，到今年升任总理之前，副总理一职干了15年。李光耀对其儿子李显龙的刻意培养与磨炼，是十分明显的。在李显龙对内政各部门均告娴熟之后，新的也是最后的一门课，就是外交与台海两岸。就在接任总理前一刻，李显龙以候位新加坡领导人的身份访问了台湾，却意外地吹皱了台湾海峡的春水。 李显龙访台的神秘目的 7月10日至13日，李显龙秘访台湾，并与台湾当局领导人陈水扁会晤于陈水扁办公室。李甫抵台湾，即为台湾媒体曝光，大陆方面乃通过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加坡及李显龙严辞批评，事后并采取一系列的相应行动，包括取消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访问新加坡，及取消126名中国市长及高官原定到南洋理工大学参与“高官班”及“市长班”的培训计划等。 一向素称稳定友好的中新关系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对双方都是遗憾的事。本文愿就此从多个角度加以观察及评论。 以笔者的研判，李显龙此番在其就任总理之前访台，行前应已与大陆方面照会，并进行了某种程度的沟通，访台的主要目的，是与台湾当局协商如何撤走新加坡在台湾借地训练的星光部队，至于原为低调秘密的行程之所以曝光，则应是台湾当局刻意所为。 （一）李显龙访台之前，今年5月曾访大陆，在此之前与之后，李光耀也于4月及6月两次访问大陆。以李氏父子对两岸问题之掌握，绝对知道李显龙访台的可能效应，行前必然将此行的目的与进行方式（秘密）知会北京方面。李显龙自台返新后，立即通过办公室发出一份告媒体询问的新闻公告，指出“新加坡在我出发之前已经基于礼仪知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既已知会，北京方面何以又作出强烈反应？问题出在原来打算的秘密行程曝了光，既大白于天下，与中国昭告于天下的“一个中国”原则相悖谬，为强调立场，凸显原则，北京方面当然不能不表达对此事态的不满，严辞批评。 （二）估计原来新加坡要求保密，台方同意并有所承诺。但以台湾当局当前之处境，亟欲尽一切可能“经营”“国际”关系，一则在外增加曝光机会，二则对内（对人民）展现其“外交”能力，乃不惜失信于新方，暗中泄密于台湾新闻媒体。至于有无因新方事先已提出撤走星光部队要求，未见谅于台湾当局，乃出此小动作，以示颜色给新方，“薄惩”一下就不得而知了。 （三）现在来谈谈星光部队。新加坡1965年独立，这个土地才600多平方公里，人口200多万的小国，一北一南分别被两个大国所夹，必须拥有足够的国防力量，才能有安全感，但幅员太小，即便有了三军，亦无空间可供训练。1975年，时任新国总理之李光耀乃向时任台湾“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提出要求，在蒋同意之下，台新签行了“星光计划”。根据这一计划，新加坡组建一支由步兵、炮兵和装甲兵组成的星光部队，该部队定期轮流前往台湾的恒春三军联训基地、斗六炮兵基地、湖口装甲兵基地进行训练，后来进一步扩大到海军与空军。 这个当初因李光耀与蒋经国特殊情谊签订的计划，并未因1988年蒋经国去世有所改变。李登辉继任台湾领导人后，李光耀对蒋经国的情谊也转移到了李登辉身上。在李登辉亟欲拓展外交空间之际，李光耀邀请了李登辉赴新访问。其时也，由于李登辉系蒋经国指定的接班人，北京方面对李登辉在“一个中国”上的坚持，也有着高度的信任与期待。因之，对新加坡李光耀之邀请李登辉访问，及其后来李光耀之穿梭两岸之间，并间接促成了在新加坡举行的“汪辜会谈”，北京方面基本上是默许的，甚至是乐观其成的。两岸的互动，在新加坡的润滑剂之下，显得十分顺畅。 变化出现在1994年之后，先有李登辉接受日本作家司马遗太郎的访问，吐露了李登辉认同日本，并把国民党视为外来政权的想法。逐渐地，李登辉开始对“一个中国”采取模糊态度，凡此，不仅为大陆方面所不满，亦为李光耀难以认同。另一方面，在新加坡1990年与中国建交之后，即积极布局中国市场，1994年，中、新签订了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计划，这些发展，自然亦难为后来提出“戒急用忍”政策的李登辉所认同。两李之间，乃生嫌隙，李登辉甚至公开批评李光耀。尽管如此，行之有年的星光计划并未受到影响，持续进行。其间虽传闻大陆方面曾建议新加坡将星光部队移至海南岛训练，星光计划亦未见改变。 变数，大约发生在一年前。陈水扁为了竞选连任，兵走险着，抛出2006年公投、2008年制宪的主张，并积极在立法院推动“公投法”过关，两岸情势陡然紧张，在“公投法”于立法院朝野阵营激战前夕，传闻大陆方面通过中国所有驻外使领馆照会各国，如台独势力一旦通过“不设限（即任何议题皆可）公投法”，中国将被迫作出反应。这样的信息，惊动了美国，也震撼了新加坡。美国不顾台海生波，用尽软硬手段，迫使台湾朝野终于通过的是设限的公投法，避开了地雷，此一过程，很多人记忆犹新。 至于新加坡，首先关注的自然就是在台湾受训的星光部队了。据说，新加坡当局情急之下，曾向大陆方面提出要求，希望大陆方面在决定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前两周，知会新加坡，俾作必要因应。这当然无此可能，然设身处地，也能体会新加坡政府当局的焦虑之情——如何能让新加坡的子弟兵去趟两岸冲突的混水？这一点，大陆方面想必也充分理解，并同情新加坡的处境，但军事行动必属高度机密，岂有未动前两周自行曝光之理，即便新加坡政府守口如瓶，星光部队调动又岂能掩人耳目？很明显，大陆方面也有其为难之处，这一层，新加坡政府亦心知肚明。因此对新加坡而言，最好也是唯一的选择，就是在海峡双方未到军事冲突之前，尽快调走在台湾的星光部队。但这个决定与行动，必须先与台湾当局协商，取得台湾当局同意才行。而此一协调，也非由新加坡高层亲自出面不可，李显龙即将出任总理，但担任总理后，赴台更为不便，不如就在就任前，“秘密”地访台一趟吧。怎料到竟在抵台当晚即曝了光。 中国反应的分寸 既然曝了光，对北京而言，自然不能沉默以对，否则如何要求其他国家严守“一个中国原则”。中止人行行长周小川赴新加坡的访问，停止126位高官赴新加坡参与在南洋理工大学相关的高官培训课程，都是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新加坡作出重话批评之后的行动。笔者宁愿相信相关部门采取这些动作，或是因事件曝光而不得不作出的反应。 记得当年邓小平对李光耀说，新加坡治理得的确很好，不过毕竟新加坡小。李光耀或许基于礼貌，未作回应。事实上，小国治得糟的比比皆是，而大国治得井井有条的也并非罕见。国之治与乱，与大小无关，关键在于典章制度。有好的典章制度，治大国如烹小鲜，大国、小国均可大治，没有好的典章制度，大国、小国都治不好。 10年前，苏州新加坡工业园区从规划到填土（70平方公里低地全部填高约1米），从动工到招商，无不贯注了闻名于世的新加坡发展经验，其成本自然远较一般开发方式为高。且看一段媒体报道。 “有记者采访苏州等地，讲述一些当地对‘新加坡经验’的回顾，或者，不如说是竞争。当掘土机在园区轰响时，苏州人普遍认为，那里开始盖楼了。但在两年的时间里，他们看到的却始终是地下作业，各种各样的管线在地下深埋，首期开发的8平方公里全是这般作业。接下来，他们看到的是铺路、绿化，这与中国传统的开发建设似乎大相径庭。苏州人不理解。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理解了。此后，无论工厂建在哪，居民楼盖在哪，通路开膛破肚的现象从不曾出现……”这即是新加坡闻名遐迩的软件经验中的一小部分（城市规划）。当然，那个当初被中国人质疑为笨拙的“填土”做法，1999年苏州遭遇百年一遇特大洪水时，园区周边乡镇被淹，但园区却无一处工厂、居民区出现水患，终于被证明是正确而又有远见的。 坦白说，今天中国社会普遍有一种看硬不看软，看短不看长，看表不看里的毛病，要去除这些毛病，恰恰是新加坡的专长及核心竞争力。中国其实能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宝贵的发展经验。 近来中国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希望针对“唯GDP发展观”的偏差给予纠正。其实，广义的发展观包括观念、制度、法令、政策全套软条件的建立。以新加坡政府治理新加坡展现出来的廉洁、效率、公平、正义，实在是中国一个最适当的学习对象了。很多人希望中国社会不要再以新加坡国小而忽略或低估了它作为当前中国在制度革新上可以起到的他山之石的价值与作用。由于制度革新是中国和平崛起的内在条件，也因此，如何正确看待新加坡模式并见贤思齐，甚至对中国的和平崛起也具有十分深远的意义。 新加坡与中国的和平崛起 中国和平崛起的另一面，即国际外交，而对着“中国威胁论”阴魂不散及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当道，形势显然也相当严峻。中国亟须在国际间寻找对中国国情有深入了解，对中国立场能充分尊重，又能在国际舆论上发挥显著影响力的朋友。具备这样条件的朋友，很难，也很少，新加坡却是其中之一。 以李光耀在今日国际政坛的辈份，及其言行所受到的尊重（李光耀是出了名的对西方尤其是美国价值持质疑或否定态度的政治人物，固为西方政坛所不喜，但每逢国际大事或重大议题，西方媒体头一个想找的亚洲人物，却又非他莫属），以李氏父子对两岸的了解，及分寸拿捏之准，及他们一向在“一个中国”立场上的谈话，新加坡有充分理由及条件在亚洲、在国际，为中国和平崛起所面对的外交挑战，对中国给予最佳也是最有力的支持。中国应珍惜这样的情谊，也应懂得善加利用这样的关系。 李显龙访台引起的风波就让它尽快过去吧。倒是中国社会中不少人由此而产生的反应，放在中国新世纪首要的挑战课题——和平崛起中来看，恐怕有不少是值得深入反思的。 【人物资料】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 李显龙(Lee Hsien Loong)１９５２年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的长子。他在当地华文小学及公教中学毕业后，进入国家初级学院就读。后赴英国剑桥大学深造，１９７４年毕业。 １９７８年在美国堪萨斯州莱文沃堡进修陆军指挥和参谋的课程。 １９７９年获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行政管理学院公共行政学硕士学位。回国后任新加坡武装部队参谋长兼联合行动与策划司长。 １９８４年６月升准将，同年９月辞去军职，任国防部长政治秘书，１２月当选为国会议员。 １９８４年１２月３１日至１９８６年２月任国防部政务部长兼贸易和工业部政务部长。 １９８６年２月至１２月任贸易工业部代理部长，１１月被选为人民行动党执委会委员。同年１２月起任贸易和工业部长。 １９８８年９月再任第二国防部长。 １９９０年１１月任副总理兼贸易与工业部长，后任副总理并负责监督贸工部。他还任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部长级），人民行动党第一助理秘书长。 １９９７年１月连任政府副总理，兼任金融管理局主席。 （摘自《南风窗》） (南风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