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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研院歷史語言所助理研究員 王道還 2001年日本又得了一座諾貝爾獎，名古屋大學教授野依良治因為觸媒化學的成就得到化學獎。2000年的化學獎得主白川英樹想必可以稍事喘息。 原來白川英樹2000年三月自筑波大學退休，哪知半年後就得到了諾貝爾獎，成為大眾矚目的風雲人物。政府委託他主持振興日本科學委員會，除了評估研究計畫，還得針對一個問題苦思答案：為什麼日本的諾貝爾獎得主那麼少？一九九○年代甚至一個都沒有。 其實美國學者科曼(Samuel Coleman)兩年前出版過一本書《日本科學》(Japanese Science, 1999)，對日本生物科學的發展提出過嚴肅的針砭。科曼不是學究，只受求知的樂趣驅策。他認為以日本的財富、日本政府對科學研究的投資而論，日本的科學社群若不能拿出傲人的成績，是全人類的損失。他最近發表一篇短論，明白指出：「涉及全球的科學需要能幹的參與者，多多益善，健康與環境的問題都是很棘手的，此外，世界氣候變遷、瀕臨絕種的生物，到能抵禦抗生素的細菌，都是牽連廣泛的議題，都需要高手提出正確的評估與對策。要是日本無法將她的財富與人才轉化成實質的科學成就，全人類的財富都會因而縮水。」 一點不錯。日本是在全球化的歷史潮流中成為經濟大國的。現在影響人類生存的各種問題，論規模也是全球性的。雖然日本在全球經濟體中累積了傲世的財富，可是歷史上沒有一個國家只憑做生意的本領贏得國際地位的。 日本朝野並不是沒有這個認知。過去十年日本經濟衰退，國民痛苦指數上升，可是政府對科研的投資不減反增，現在每年超過兩千億美金，相當於美國的一半。除了增加投資，還「再造」政府相關機構，如國科會與教育部合併成「文部科學省」。據聞未來高等教育機構（大學）也要鬆綁以提升水準。日本政府甚至將目標瞄準了諾貝爾獎，預計在未來半個世紀內贏得三十個獎座。2001年野依良治得獎，想必朝野振奮。 不過任何大規模的變革，都受歷史的制約。科學研究的突破，絕不是少數天才午夜夢迴恍然大悟的結果。科學社群的權力結構與成規等社會、文化因素對「知識生產過程」的影響，早已是學界的熱門題材。金錢不是決定性因素。 2001年諾貝爾生物醫學獎由英美兩國的科學家分享，就是一個例子。美國方面的得主是華盛頓大學（西雅圖）的哈特維(L. Hartwell)，美國國家衛生院到目前為止，已提供了4100萬美金（新台幣十二億以上）支持他的研究。可是英國的兩位得主（諾思(Sir Paul Nurse)與杭特(T. Hunt)）都在私人設立的非營利研究機構工作。他們在記者招待會中大力抨擊英國政府的科學研究政策。他們認為英國科學界因為得不到足夠的資助，流失了許多人才。諾思與杭特甚至點名批判鐵娘子柴契爾夫人領導的保守黨政府（1979-1990）。因為英國自1988年起就沒得過諾貝爾生物醫學獎了。 可是值得我們特別注意的，不是諾思與杭特「大罵政府」，而是他們仍然做出了第一流的成績。他們的怨言反而證明金錢並非萬能。 最近日本投資五億美金在橫濱設立「全球變遷先驅研究所」，從美國請回氣候物理學家真鍋淑郎主持「地球暖化與預測」。真鍋淑郎在美國工作了四十多年，不能適應日本國內的「氣候」，2001年年初辭職返美，引起爭議。令真鍋淑郎喪氣的，就是日本無法設立美國式的學術審查機制，由學術界「大老」把持一切。 白川英樹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的訪問，把這一切都歸咎到所謂的「東方稻米文化」，失之過簡。以這兩年大出風頭的「人類基因組計畫」來說，其實在一九八○年代初日本物理化學家和田昭允就已經提出類似的計畫。他說服了許多日本企業合作，還到美國遊說，想組織國際合作計畫。那知和田昭允最大的成就卻是「驚醒」了美國，促成了美國的人類基因組計畫。 一九九四年出版的《基因戰爭》(The Gene Wars)以專章討論這個故事，作者得到的教訓是：日本與美國制定、執行科技政策的模式不同，美國雖然是民主先進國家，可是像「人類基因組計畫」這種規模的科學，非「集權」不為功，日本講究人和的「分散式」管理模式就不適合了。 上半年國內一些學者大力鼓吹「日本模式」，還到日本取經，也許是因為圖書館沒買到《日本科學》、《基因戰爭》的緣故。其實上網訂購很方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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