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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来具体考察苏联的结构性通货膨胀问题。苏联的重工业体系在整个苏联的国民经济中占据着首要的地位，这套体系是在斯大林时代建立起来的。过去一般的解释是斯大林用工农业的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完成了原始积累。这是很片面的。当然斯大林进行工业化的时期，确实是苏联乡村受到残酷盘剥的时期。仅在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由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政策导致的大饥荒，就导致了大约2000万人死于饥饿，现在乌克兰还每年在纪念这个大饥荒。我们更应该看到的是，由于 3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大量的先进工业技术流入了苏联寻找市场。是技术革新和苏联资源的结合创造了苏联重工业化进程的奇迹。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只是扩大了资源供给而已，不是决定性的因素。二次大战期间到其结束后一段时间，更多的技术从西方特别是德国和美国流入了苏联（苏联几乎把其占领区德国的重工业设备连同技术人员都搬到了苏联）。比较有名的是：德国的火箭技术，美国的航空技术（图-4源自B-29），美国的核技术(原子弹技术由间谍窃自美国)，英国的航空发动机技术（英国把第一代喷气发动机“尼恩”卖给了苏联，这成了苏联第一代喷气战斗机米格-15的动力装置）。我们应该看到的是，沙皇时代的俄国并不像后来苏联宣传的那样一穷二白，而是有相当的工业技术基础的，苏联人获得这些技术后，加以改进并与苏联的巨大资源相结合，使得苏联工业得以迅猛发展，创造了大量的财富。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恰恰是苏联的重工业部门后来给苏联经济带来了严重问题。绝大部分重工业产品特别是军工产品与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基本无关的，在苏联来说也就是非市场化程度最高的经济部门。苏联实际上进行过相当程度上的经济改革，特别是赫鲁晓夫时代，这一时代也是苏联国力增长最迅速的时代。但是重工业部门没有得到改革。当技术停滞以后，重工业部门几乎没有贡献多少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却依然享受着严重超出其比例的资源分配。与此同时，创造了实际财富的农业和特别是轻工业部门却得到了极不合理的分配。当然这种格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体现为收入和利润，试想如果苏联也实行有苏联特色社会主义的双轨制，这种资源分配不就体现为重工业部门畸高的收入和利润吗？苏联的重工业部门特别是军工部门确实在大量生产者坦克，飞机，大炮，舰船等等等等，一派兴盛繁荣，（事实上是由于资源配置的扭曲而严重过剩）。但是他们所生产的这些东西与账面价值差距巨大，因为很多这些东西实际上一文不值，等到后来处理他们还要花费巨额的费用。 我们应当承认，结构性的通货膨胀事实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在西方国家，结构性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社会福利制度造成的（比如对生产率提高缓慢的农业生产部门的巨额补贴）。社会福利制度的发展使得不应当享受相应福利的人享受了过高福利，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因此而获得人力资源开发获得补偿，但在总体上，这种福利还是推动了西方国家经历不断的通货膨胀—当然这种通胀比起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国家要缓慢得多。（以苏联为代表的非市场经济体制国家，存在一个普遍的弊病是高估了矿产，机器设备等实物资源，而低估了人力资源的价值，这也是导致其生产力进步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没有像苏联那样大规模地犯系统性的错误。 让我们再回到中国的这一问题上来。如果我们试想一下，如果苏联也实行有苏联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会出现什么情况呢？显而易见，苏联的重工业部门会成为所谓的垄断国企，在双轨制的体制下仍然与实际市场绝缘，成为一个封闭运行的体制。但是这并不妨碍它从经济机体中吸取资源，它依然不会有革新和创造，它依然是经济体系中的一个癌肿。由此我们很容易联想到中国的现状。中国的垄断国企，绝大多数是成熟行业，其劳动生产率提高极为有限，但在分配上我们看到的是，由于行政权力干预导致的价格扭曲，他们获得了巨大的资源。垄断行业的收入，远远高于反映实际劳动生产率增长的行业。而某些重工业部门，如苏联的相应部门一样，同样只是生产着一个所谓复兴的中国的虚荣，几乎并没有创造任何财富，却消耗着巨大的资源，获得丰厚的分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航天部门。航天部门的所得到资源，远远大于按其实际贡献所应得，它最重要的产品不是卫星，不是飞船，而是虚荣—但是这个虚荣对于贫苦中的中国普通百姓而已，实在是太过昂贵。中国的经济体系中还存在的一个重大问题是政府公务员队伍的过分庞大，以及其远远超过经济实际发展水平的过高福利。所有这一切事实上都构成了强大的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推动力。每当经济有发展，这些贡献极少或者毫无贡献部门都会凭借行政权力的干预要求获得远比实际生产率增长高的福利。而当经济陷入衰退时，这些部门也会利用行政权力的干预阻止其福利的降低。长期下来，就积累了巨量的通货膨胀压力，在目前环境下，这些压力一直在经济体系中不断释放，推动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不断降低。综上所述，由于体制性上的根本因素，中国结构性通货膨胀压力始终巨大，不仅损害在现今的人民福利，更在长远的将来造成严重影响。 最近三十年，特别是加入世贸组织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取得了显著的增长。这可以归结为国外先进技术的大量流入与中国国内的巨大资源特别是人力资源的相结合的结果。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流入已经大大减缓，而中国自身的自主创新能力依然十分薄弱。也就是说中国在未来很可能面临与当年苏联所遇到的相似的技术进步停滞的局面。由于种种原因，中国事实上也面临着西方严格的技术输入管制。技术一旦停滞，而资源投入无法再进一步扩大将带来像苏联在80年代相似的局面。即财富增长已经基本停滞，过去投资形成的巨额资产存量的折旧同样巨大，经济滑入不可挽救的深渊，而重工业部门，仍然拒绝降低其福利，政府也不敢得罪这样的强势部门，无力进行根本改革，于是形成了严重滞胀的局面，造成全社会实际福利的持续下降。 苏联的例子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虚荣是非常昂贵的产品。当国家还处于上升时期时，这种虚荣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政府而言是宝贵的财富，可以为他赢得民众的支持，但是当国家走向下坡路时，过去的虚荣就会成为沉重的负累。苏联崩溃之时，它的境况乃至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比起中国而言事实上还是好不少的。但是苏联的过去太辉煌了，这种辉煌使得不管它的人民还是上层精英都无法接受那种境况的（要知道直接推动苏联发生剧变的不是下层百姓，而恰恰是苏共高层）。中国尽管贫困很多，但是由于过去的更加赤贫，没有苏联那样的虚荣的负担，而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发展趋势还是向上的，生活有所改善。所以中国挺过了那段时间，而苏联却崩溃了。虚荣的破灭，在苏联的崩溃进程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当西方事实上的繁荣进步不断为苏联老百姓所知，而自身的期望与现实的落差不断加大，对社会体制的信心就逐渐动摇。在精英阶层也同样如此，像盖达尔这样后来的改革者，其实大多都是享有特权的高干子弟，他们事实上也备受帝国虚荣的毒害，所以他们会对现状不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一直以发展来解决中国社会的诸多问题为口号，回避根本性的改革，而是想以经济发展来赢得政府的合法性，一方面诉诸于民族主义，国家自豪感来凝聚民众（政府高层也未尝不知诸如航天工程之类纯属面子工程，浪费巨大，并无太多实际收益，但心理脆弱的中国民众还是需要这样的昂贵的精神春药支撑），另一方面则更直接的这是通过经济利益的畸形分配（特别是对政府公务员，垄断国企员工等）来收买到足够维持稳定的支持。这两者都存在巨大的问题：前者是这种虚荣一旦无法再推进，虚荣与事实的落差逐渐为民众知晓，过去的虚荣则成为负累；而后者由于需要收买的阶层和所需的平均福利不断扩大，越来越难以负担，特别是一旦经济发展停滞，要实现这种收买旧更加困难。只要平均福利不能维持，过去为收买的忠诚的支出都将付之东流，换来严重的怨恨和不满。而且如果要维持这些特殊利益阶层的福利，就意味着对已经处于困境中的广大其他阶层福利更大剥夺，这同样会引起严重不满。这两条道路，事实上都是危险的不归路。但是，在经济条件宽松的条件下政府都没有足够的动力来进行根本性的改革，而在经济条件紧张的时刻，政府又没有信心来做这样的改革，因为这样很容易失去强势集团的支持，提前导致其合法性的丧失。所以有句话叫做：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精辟地勾勒出了这一局面的轮廓。 由此可知，中国严重的结构性通货膨胀是体制性的宿命，已经在既往的经济发展进程中逐步积累和释放，而一旦经济停滞，它将更凶猛地爆发出来。我们更应当忧虑是未来，由于现今贫富差距过大，未来可能出现要求“均贫富”的民粹主义浪潮。全民福利脱离实际的扩大，数目庞大的人口享受与其生产率贡献水平不相称的福利增长，这一通胀将不再得到贫富差距带来的缓冲，从而将导致严重的“显式”结构性通货膨胀。 总而言之，人民币的实际购买力前景是悲观的，中国的大通胀似乎是难以摆脱的历史宿命。在本文中，我们一再强调似是而非的表象或者对表现的解释与事实的区别。 笔者也希望今后的事实不会像文中所描述的那么严重，而事实如何，我们只有等着见证历史。 |